一、结果
二、思维
01
在西方文明的源头里，人与自然就是分裂的。这种认识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的经典《圣经》。
《圣经》叙述道：上帝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
上帝创造人，是要派他们去管理自己所创造的一切。
人跟自然本来相处得很好。可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受了蛇的诱惑，偷吃了伊甸园里的禁果——智慧果，于是遭到了上帝的惩罚。
人被从乐园中赶了出来。地上长出了荆棘和蒺藜，人必须终年劳苦，才能得以温饱。
《圣经》的说法，隐含着这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是站在自然界之上、之外的，有统治自然界的权利；人与自然界是敌对的；人只有在征服自然的艰苦斗争中，求得自己的生存。
02
经过理性近乎冬眠的漫长的中世纪，自14世纪始，从意大利开始了充满活力的文艺复兴。
到了十六世纪以后，随着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紧接着的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精神——理性主义。
这种精神很快传遍了整个欧洲，构成了西方现代性格的基本轮廓。西方人开始重新获得了生命。
从这个时候起，人似乎站起来了，摆脱了中世纪神学的阴影，充满了自信，并开始以这个世界主人的姿态，去审视客体，征服客体。
这个客体就是自然。
03
人确信凭借其自身的理性能力，能够理解自然的秩序。
人能够通过科学，以数学的精确、经验的直观以及严密的审视力，揭示和反思自然的秘密，无限拓展所面对的世界，发现新大陆、环绕地球航行……
由于科学跃然而起，它使人似乎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天地之间唯有人的理性最强大。
科学在这一深刻的文化变革中成为了西方的新的信仰，整个现代文明的基石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但同时，科学与理性给我们还带来了什么？
“科学而无聊”的残酷一战、为解决一战遗留问题的二战、理性而残酷的集权主义、冷战的军备竞赛、环境污染以及现代人的精神上的迷茫和庸众的粗鄙化。
04
马克斯·韦伯说：工具理性不关心目的，只关心达成目的的手段是不是最优的。
工具理性的逻辑越来越强大，成为一种通用逻辑，整个社会都越来越重视计算和效率。
这导致了社会制度的官僚化：不仅是在政府，而且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学校、军队、公司……官僚制这种组织形式占据了重要地位。
一个理想的官僚系统规则合理，纪律严明，人尽其责，照章办事；系统运转精确、稳定，具有很高的可预测性，效率高，执行力极强。
一战之前，德军参谋部曾经制定过一个著名的军事计划，施里芬计划。
这个计划的核心思想是打“时间差”，先西后东，先快速拿下法国，然后集中力量对抗俄罗斯。
在这个计划中，时间极为重要，精确到了每一天：第12天打开比利时战略通道，第22天跨过法国国境线，第31天占领巴黎。
有人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剧本”。
一战的性质是第一次“科学的战争”，结果是成千上万鲜活的生命，就成了柱图的高矮，饼图的胖瘦。
各方参谋都相信，只要我的数学比对方好，我这边的士兵伤亡就比对方少。
正是因为扯上了科学，将军们就过于相信参谋们事先的计算。
05
鲍曼的那本书《现代性与大屠杀》里说的：正是现代性内部的一些本质要素，才使得大屠杀成为了现实，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理性和理性化。
二战时大屠杀发生的场景，就像一个工业流水线。
在集中营里，人人都只是照章办事、分工合作。
有人负责给犹太人分类归档，有的人负责任务排期，有的人负责将犹太人分批送进毒气室，有的人负责后勤。
这里就像一个井井有条的工厂，只不过工厂的“原料”就是活生生的犹太人，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死亡。
整个过程中，没有哪一个人是杀人狂，每个人都只是承担自己手头的一份工作，完成流程中一个微小的步骤。
于是，没有谁觉得自己要为全局负责。
每个参与者面前只是一个待完成的流程，可能是一份排期表，可能是十趟运送任务，送完一趟打一个勾。
大屠杀就这样被拆分成了流水线操作和例行公事。
在这种流程中，人很容易丧失面对鲜活生命时的同情心和道德感。
结果就是，每一个步骤组合起来共同造成了屠杀，而其中的操作者感受到的可能只是“我今天填了十张表”。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在私人生活中正常甚至善良的人，也可能成为屠杀的实施者。
06
互联网公司极致追求数据、投产，极度理性、极度科学，以及所谓的感觉很“卷”，是不是也是类似呢?
《花束般的恋爱》中的男主小麦，原本是喜欢看电影和小说的，就职后因为工作而感到疲惫不堪，最终变成了“只能玩《智龙迷城》这种手游”的崩溃状态，每次看到这段都让我毛骨悚然。
当我们变成一个个格子间里的白领，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到我的“文化体力”正在被不断削弱…
这种强大能力源自官僚制的基本特征，“非个人化”（impersonal），也就是“对事不对人”。
为了追求效率，人被简化成一套指标，和任务无关的个人因素则忽略不计。
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此一来，无法被计算的复杂个人，就变成了可以计算的数据。
07
问题在于，工具理性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人作为一种独立自由个体的价值观、人性、人生目标和“诗与远方”。
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这类问题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
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主要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
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也就足够了。
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最后却变成了目标，把以前的目标，以前的“诗与远方”给淹没了。
08
面对这样的窘境，科学教教徒说不怕，我们有更强大的计算机，有更强大的建模技术。
科学教教徒总是坚信，科学遇到的问题，一定会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解决。
这么想的人，意味着他守不住科学的两条边界：
一是他守不住科学只是个方法论的边界，硬是要把科学生拉硬拽到认识论的高度；
二是他守不住科学的适用边界，也就是可证伪。
不管哪条边界没守住，科学就沦为理性的僭妄，或者更糟糕，沦为一种话语霸权。
历史无法被证伪，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尼尔·波兹曼才苦口婆心地劝告我们说：历史、人类学、社会学这些东西，要回归人文学科的本质，少一点统计，少一点数字，反而更好。
09
另外一方面，随着科学与理性的僭越，人的“超我”理性变得十分自负，“人”本身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首先是哥白尼的“日心说”，宇宙不再是以人类为中心了。
人的地位的衰退，到了达尔文那里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进化论中，人类的命运不再是由上帝注定的，人类本身也不再是上帝的骄子、天地万物的灵长，而只不过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物种。
再接着是20世纪初弗洛伊德建立的精神分析学。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特别强调无意识的重要性，强调本能欲望是生命的驱动力。
他认为，人格结构中的本我和自我，也就是我们心中的小婴儿和监护人，二者处在永恒不断的冲突当中。
理性的自我无法完全控制非理性的欲望，只能不断地去应对这些欲望，它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
根据这个发现，理性的力量根本没那么强大，力量最强的其实是人的原始欲望，理性只是在不断想办法应对这些原始欲望而已。
20世纪以后，物理学若干个惊人发展，更打破了古典的笛卡尔—牛顿宇宙论。从普朗克的量子论和爱因斯坦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到玻尔、海森堡等人的量子力学方程，经典科学长久确立的确定性遭到极大的动摇。
显然，经过天文学革命、生物学革命、心理学革命，以及新近的资讯化（网络）革命、基因学革命，等等，科学对自然的“拷问”，每向前跨出沉稳的一步，都开拓了人类思想的视野，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
但是，自上世纪上半叶后，西方再度失去其信仰：这一回不是对宗教的信仰，而是对科学的信仰，对自主的人类理性的信仰。
10
在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学习中，我发现一个西方启蒙运动并非只有理性主义，还有一个旁支叫：保守主义。
回到西方思想史的大图景，哈耶克和波普尔其实都属于启蒙主义传统的一个旁支。
说到启蒙运动，我们都会想到伏尔泰、卢梭、百科全书派这些法国思想家，他们代表的是启蒙思想的主流传统：相信人类理性的优越性，相信人类能够发现和掌握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真理，绘制出未来发展的蓝图，实现不断的历史进步。
但是，启蒙传统并不是铁板一块，它还存在一个重要的分支，就是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所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
他们的观点和法国启蒙思想家有所不同，他们也承认理性的重要作用，但反对“理性万能论”，反对那种好像人类的理性可以扮演新的上帝，去改造和规划世间的一切。
苏格兰启蒙运动倾向于把理性看成一种怀疑、反省和批判的能力，而不是掌控一切的能力。
了解了这个思想史的大图景，你就明白了，哈耶克和波普尔不是偶然相似，他们都继承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用审慎和批判的态度去质疑主流的启蒙理性主义，特别是要批判那种认为理性能够认识一切、规划一切的独断论。
11
哈耶克的思想非常丰富、甚至是庞杂，但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作为抓手，这个概念就是哈耶克提出的“自发秩序”。
这个概念我往期的文章多次讲到过，于复杂系统科学、英美特殊论、保守主义有脱不开的联系。
哈耶克说，除了人为设计出来的秩序之外，还存在自然生成的规则、自发演化出来的秩序，哈耶克把这种秩序叫做自发秩序。
哈耶克不仅是提出了自发秩序这个概念，更重要的是他明确表示，“自发秩序”比“计划控制”更为优越。
打个比方乡间小路的形成，当然是人们有意识选择的结果，但它是许多个体分别选择、然后自然叠加形成的。
它不是由哪个权威有意识设计出来的，也没有经过集体商议和规划。
这条小路在许许多多的个体选择中慢慢浮现出来，是一种自然演化的结果。
12
那么，乡间小路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呢？
那就是，即使没有任何全面组织、理性规划，没有任何权力和政府的强制介入，也能自发产生出秩序，这种自发秩序有一个鲜明的优点，就是在秩序建立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强制，也没有伤害任何个人的自由。
看完《通往奴役之路》，你就知道哈耶克把自发秩序看作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他并不排斥人为因素，但反对把人为设计的意图过度拔高，上升到对社会秩序的整体性规划。
在思想史的意义上，亚当斯密、波普尔、哈耶克都属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传统，反对那种过度自负的理性主义，反对把理性视为无所不能的力量、可以完美规划人类生活的各种秩序。这种弊端被哈耶克称为“理性的自负”。
“理性的自负”并不只是一个理论概念，在哈耶克看来，人类20世纪历史中的很多灾难，正是理性的自负所造成的。
拉塞尔·柯克在《保守主义思想》里，列举了保守主义反对的五种思潮：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卢梭的浪漫解放思想，边沁学派的功利主义，孔德学派的实证主义等。
13
国内有一位研究保守主义的学者叫刘军宁，他是从中国文化当中，把老子的思想传统给打捞出来了。
你会发现老子的思想传统跟保守主义的思想传统，是那么的默契，那么的相符。
说明只要他是一个人类的智者，他思考人间万象，他自然会得出同样一个结论，虽然这个结论我们今天已经不熟悉了。
老子的有一些社会理论，大家觉得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比如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就是人间只要没了圣人和智者，那老百姓获利就很大；
如果人间没有了仁和义，那老百姓就能回到孝顺和慈爱的状态。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科学与理性造成的巨大的灾难和引起的困境之后，我们对于老子的这几句话，需要一个重新的审视。
老子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一个精神宝库，只不过他被尘封已久，值得我们这些后代子孙重新把他捧读起来。
老子讲两个字：无为。
就不要去干涉民间的那些事，让自然秩序野蛮生长，自由生长。
这个“无为”像不像哈耶克的“自发秩序”？
在科学发达的“物化”的现代工业社会里，物质并不匮乏，人却失落了，丧失了自己可以回归的精神家园——变成了显微镜下的“微生物”了！
“天人合一”的观念，就如陶渊明诗中所流溢出来的感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种观念不仅仅表现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它还是跟人这个生命体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中医学和命理学的基石。
14
老子思想当中有一个特别奇葩的东西，叫不尚贤，什么意思？
就是不要尊重贤人。
你听着这不是很奇葩？其实恰恰相反。
什么叫尚贤？尚贤就是，哎呦，你好了不起啊，我尊重你。
比如说我们一说尊重知识分子，给你盖高知楼，给知识分子国务院补贴，你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受国家尊重的学者，这套制度你到美国，你看不到。
美国哪有什么教授楼，对知识分子什么额外的尊重？
你就是一个普通的职业，你去干好了。
那为啥老子会说这样的话呢？
刘军宁先生在《天堂茶话》当中解释的清楚，原因很简单，什么叫尚贤？
你把一种人定为贤，这就是定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对错你是不知道的。
等于是先论了是非，先定了一个标准，可是“正确是非”这个东西一旦出台，就会出现“理性主义”演化出的那些强制逻辑。
所以不尚贤恰恰是保护贤者，所谓的尚贤恰恰是伤贤，伤害的那个伤，尚贤、伤贤。
15
老子被誉为道家的宗师，道教的教主。
道家为中国文化主流之一，人们每提及道家，则必说到老子，但多半亦仅仅说到老子而已，最多并称“老庄”。
其实，道家的“巨擘”，不止这一二人，南怀瑾曾与朋友说笑道：道家有三代人物，老子、儿子（倪子）、孙子。
往期文章我多次提到《孙子兵法》的思想与保守主义一派思潮是惊人的相似！
春秋时齐国人孙武，他的军事哲学思想，正是由道家思想而来，所著《兵法》十三篇，处处表现了道家的哲学。
曾经帮助吴王阖闾，击破强楚，而称霸诸侯，充分显示了道家思想在事功上的伟大；
而所著的十三篇中的军事哲学思想，可以说超越了时空，直到几千年后的现代，人类已登上月球，武器已发展到太空，到生化战，而仍离不开他的军事哲学的范围。
倪子，本姓倪，而倪字原有儿字的含义。有人说他是范蠡的老师。
范蠡助越王勾践复国，所用就是道家的学说，而且勾践复国以后，论功行赏，他自然可以获得高官厚爵，可是他并不在乎富贵，带了西施，一叶扁舟，飘然于太湖之上。
这正是道家“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的风范。
所以老子、儿子、孙子三代的笑话，尽管是游戏之言，也非凭空虚构。
事实上，如果把老子、倪子、孙子三人的著作、思想研究得透彻清楚了，差不多对中国文化中“治道”的精要，已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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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所有的儒家出相入将之人，读完四书五经之后都会先变成一个书呆子，一定要经历“悟道”这个阶段之后才能“知行合一”。
纯粹的儒家思想是无法做行政工作的，必须加入道家的思维，明代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是如此，张居正是如此，清代的中兴名臣曾国藩也是如此。
后世的人，说他建功立业，一共有十三套本领，但是其中有十一套大的谋略之学，都未曾流传下来，只留了两套本领给后世的人。
其中一套，是著了一部《冰鉴》，是相人、识人之术。
另一套本领，就是他的日记和家书。
如果进一步去分析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当时所建的功业，所处的环境，时代的政治背景，历史的轨迹，就可以了解到曾国藩絮絮于这些琐屑细事，实际上正深厚地运用了老庄之道。
老庄之道也是曾国藩在暂时失宠，在老家“丁忧”期间才悟到的。
17
中国的东方哲学，比如道家、易学和中医，是一种典型的神秘超验事物，但是并不代表它无用和迷信，它比弗洛伊德的理论更加精妙和系统，要知道发明微积分的莱布尼茨都是从六十四卦中找到的灵感。
也许，中国现代人可以从国学中寻找到意义，就像英语国家的人希望从基督教中寻找到救赎一样。
那些高举科学的大旗反对道家文化的人，其实是没有明白科学的边界，这个在往期文章里探讨多次了。
还有，你认为没用的东西，你认为不好的东西，它有没有权利存在？
保守主义者认为，无害于他人的选择，应该被尊重。
伯林有一个典型的狐狸式结论：“没有任何一种抽象的观点，能够脱离历史和个人的维度而独立存在。而且，观念也必然存在于和其他观念的关系当中。”
“无害于他人”是一个以赛亚伯林的“消极自由”的概念，用一句粗俗的话说就是“关你屁事”
我们曾经把定义愚蠢的权力和消灭愚蠢的权力交到精英手里，结果导致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极权主义运动，比如纳粹。
我们也曾经把定义愚蠢和消灭愚蠢的权力交到大众手上，结果导致了文明的倒退和崩溃，比如法国大革命。
18
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
多元价值给了我们更大的选择空间，让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也造成了一种“价值真空”，这种空虚的不确定性，让现代人很容易被焦虑和无意义感所困扰。
在未来，我个人认为“创造意义”、“创造符号”、“诗与远方”是现代人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消费。
“诗与远方”带给我们的东西，是无法用金钱替代的。
对于人类需要寻求一种什么样的意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但我觉得有必要从“文化母体”里寻找答案。
我从西方思想里找到了一个“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再从中华文化里找到了一个“道家思想”（Taoism），后来才发现他们的相似性。
东西方的这两大思想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旁支，在历史上都并非主流。
但是他们以顽强的生命力在夹缝中生长着，在西方产生了哈耶克、波普尔、伯林这样的大思想家，在中国也有一小部分人开始觉醒。
道家文化，就是我心中的神庙。
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易经》哲学，都存在一个“道”字里。
三、行动
——彭壮20240227
